台語歌謠的奇葩── 鄧雨賢
文
/ 文靜
鄧雨賢，台灣桃園龍潭人。生於西元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卒於西元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享年三十九歲。作品約有五十餘首，較著名者如下：〈望春風〉、〈月夜愁〉、〈雨夜花〉、〈四季紅〉、〈春宵吟〉、〈碎心花〉、〈一個紅蛋〉、〈對花〉、〈滿面春風〉、〈想欲彈同調〉等等。
一、四月望雨 傳世歌謠
在台語流行歌曲之中，有所謂的「四、月、望、雨」，指的便是〈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四首台語歌謠，這四首台語歌謠在當初面世之時都曾造成一時轟動，甚至達到大街小巷人人傳唱的地步；即使時間已然經過數十年之久，它們仍然在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不時地被記憶著、歌詠著。這幾首台語歌謠因著它們特殊的創作時空背景，不僅僅成了上一代台灣人生活在日本嚴格殖民統治之下「一抒胸臆」之心聲寫照，同時也寄託著歷經戰亂之後熱血青年學子懷舊、有所思慕之款款心曲，甚至因為其蘊含有濃厚的台灣情味而成了當時為數不少為著種種原因，不得已漂泊於異鄉的遊子們聊以慰藉鄉愁之苦的思鄉曲調。
而這些充滿台灣特有情調，讓人一聽便難以忘懷的悠悠旋律，全都出自於一人之手--客籍作曲家鄧雨賢。鄧雨賢，西元一九○六年（日明治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誕生於當時大溪郡龍潭庄，也就是今日的桃園縣龍潭鄉，為客家子弟。桃園龍潭鄉本因境內有所謂「靈潭埤」而得名，早期民間更盛傳，這個大小約闊十八甲的湖泊內，潛藏有一條黃龍，曾順應民意降下及時雨以解除旱害，鄉人為紀其事而稱之為「龍潭埤」，因此民間傳說深入當地民心，故此地地名便於日本統治時代逐漸由「靈潭」而轉稱為「龍潭」。
二、出身名門 書香傳家
台灣桃園台地之居民本來便以客家人居大多數，而龍潭「九座寮」地方之鍾姓人家、「八張犁」地方之鄧姓人家，更可說是世居當地的名門望族。相傳鄧氏家族早在清朝嘉慶年間便從廣東省梅縣渡海來台，而在龍潭地方落籍生根。來台之鄧姓家族為表示緬懷祖宗，並期許未來家族仍能福澤延長、瓜瓞綿綿，規定鄧氏家族子孫皆依舊例輩份命名，而鄧雨賢即屬於「賢」字輩子孫。
 鄧雨賢不僅出身於名門望族，家中更是世代以書香傳家，鄧雨賢之曾祖父、祖父及叔公皆曾考取秀才，而有「一門三秀才」的傲人記錄。但因鄧家自古即有「不行醫、不當官」之祖訓，因此鄧家長輩大多以「教育」為職志，積極為鄉民貢獻心力，例如鄧雨賢的父親：鄧盛柔（號旭東），便投身於家鄉的龍元宮公學校擔任教職，後來又應聘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時分為師範、國語二部）的漢文老師，以客語教導漢文，於是鄧盛柔決定攜家帶眷，遷居台北。而鄧雨賢因遷居台北之故，開始接觸閩南語、學習閩南語，而鄧雨賢的小學教育是在台北萬華「艋舺公學校」（今老松國民學校）完成，此時鄧雨賢因每日與眾多以閩南語為母語之同學一同求學，相處時日既久，閩南語之運用已十分流利。
西元一九一九年，台灣總督府頒佈所謂「台灣教育令」，積極進行教育之改革工作，並決定將「國語學校」停辦，同時又設立台北及台南師範學校；此時的鄧雨賢便遵照父親之意願，以年僅十五歲之齡順利考進台北師範學校，而當時的台北師範學校為了培養出全能之教師，非常重視教師未來音樂教學之能力，因此在每間教室裡幾乎都配置有一架鋼琴，雖然現今仍缺乏關於鄧雨賢音樂之啟蒙資料來源，但或許可以推論，當時台北師範學校之音樂教育對鄧雨賢日後的音樂生涯、歌曲創作影響應有相當程度之重要影響。
三、光宗耀祖 金巡仔官
西元一九二五年，二十歲的鄧雨賢順利由台北師範學校本科畢業，隨即被派往台北大稻埕「日新公學校」（即今日日新國小前身）執教。在當時，若有台北師範學校之台籍畢業生被派任為教師者，習慣對其稱之為「訓導」，具有所謂文官之資格，任教兩年之後，即可身著「文官服」；因當時文官服的帽子及上衣袖子繡有金巡，因此民間習稱穿著此種文官服之教員為「金巡仔官」，在當時眾人心目之中，台灣子弟若能成為「金巡仔官」乃是一件極為難能可貴、榮耀之事，因此當時的鄧雨賢，可說是大稻埕地區人人敬慕之著名人物。
鄧雨賢於日新公學校執教第二年，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畢業於台北州立第三女子高等學校（今中山女高）的鍾有妹小姐結婚。婚後鄧雨賢仍繼續擔任教職，但幾年之後，終因壓抑不住對音樂的嚮往與執迷，終於決定暫時拋下妻子，隻身負笈日本追求更廣博、深入的音樂知識，並進入日本東京一家歌謠學校專心研習作曲理論。
出人意料的是，當鄧雨賢滿懷雄心壯志學成後返台，發現台灣當時的音樂環境竟無一處可供其發揮長才，不得已鄧雨賢只好暫時蝸居於台中，為謀生計，甚至於台中地方法院內擔任通譯官，月俸僅僅為區區五十圓而已，甚至比當初他擔任日新公學校之教師薪俸還低：所幸這樣的日子並不久長，未至一年，鄧雨賢得以一展理想抱負的機會終於降臨。
四、嶄露頭角 大稻埕進行曲
西元一九三二年，當時第一首台語創作歌曲〈桃花泣血記〉奇蹟似地風靡全台後，不少唱片公司老闆對台語創作歌曲產生高度的投資興趣，於是對相關台語歌謠詞曲創作人才的需求大增，企圖乘勢積極開發此一新興唱片市場。而當時公司便設在永樂町（即今日之迪化街）的文聲唱片公司負責人江添壽先生為順應市場龐大之需求而改弦易轍，從原來只灌錄歌仔戲、民間笑劇及說唱戲曲，觸角擴及到台語流行歌曲的唱片錄製。而鄧雨賢首次應文聲唱片公司之邀寫了一曲：〈大稻埕進行曲〉（作詞者不詳，此曲今已失傳）而初次嶄露頭角，而鄧雨賢可說是當時台灣第一位具有客家背景，而從事譜寫閩南語歌曲之創作家，他創作上的驚人才華，隨即受到當時執唱片界牛耳地位的古倫美雅（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矚目。
五、日本公司 台灣原味
當時擔任哥倫比亞唱片公司負責人的是伯野正次郎先生，而伯野正次郎正持續而積極地大力倡導台語流行歌曲的發行，他並且鼓勵當時台語歌謠作家的詞曲創作務必要具有所謂的「台灣味」，一再強調如今若發行仍帶有東洋味較重的作品，只要直接引進日本的「演歌」即可，何必需要台灣音樂人才苦心創作？此舉無異是再次肯定了具有台灣本土情味的台語歌謠之價值。之後，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由黃韻柯先生擔任經理，並於西元一九三三年聘請當時於台灣新文學文壇上十分活躍並具有相當影響力的陳君玉先生，出任該公司之文藝部部長（約等於主任級職務）。
陳君玉上任後，更加積極致力於網羅各方傑出音樂人才。由於陳君玉十分讚賞鄧雨賢之前發表的作品：〈大稻埕進行曲〉，認為鄧雨賢將是拓展閩南語歌謠旋律層次境界的最佳人選，於是他進一步積極遊說鄧雨賢正式進入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擔任作曲專員，並和剛剛卸下牧師職務的姚讚福，以及擔任當時民眾黨宣傳部長盧丙丁的夫人林氏好女士一同擔任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旗下所屬歌星之演唱訓練，因此鄧雨賢不僅為台語流行歌謠極富盛名之創作者，亦可說是台灣第一位專職的音樂家。
 獲得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大大重用的鄧雨賢，果然不負眾望，換了新環境的第一年（西元一九三三年），就陸續創作出〈望春風〉、〈月夜愁〉、〈老青春〉、〈跳舞時代〉、〈橋上美人〉等歌曲，四方讚賞聲不絕；第二年，又推出〈雨夜花〉、〈青春讚〉、〈春宵吟〉等動人歌曲，一時間人人傳唱，當時的鄧雨賢可說是與當代流行歌曲眾作家們攜手合力將台語歌曲帶入百花爭綻、令人耳目一新之美好新境界。
之後的幾年之間，鄧雨賢更以〈滿面春風〉、〈碎心花〉、〈南風謠〉、〈想欲彈同調〉、〈琴韻〉、〈四季紅〉、〈四季謠〉等首首動聽之旋律，贏得當時「最受歡迎流行歌曲作家」的美譽；甚至有人將鄧雨賢、蘇桐、黃讚福、邱再福四人並列為當代流行歌壇作曲的「四大金剛」。
當鄧雨賢持續創作台語歌謠之餘，他同時也試圖採集民間傳統的民謠與戲曲，以做為他創作的題材及靈感來源。在他個人的田野採集工作中，紀錄了所謂的七字背、六孔興調、客家調、山歌……等等；有的鄧雨賢還另外加上他自己個人的詮釋，並編寫鋼琴伴奏譜，可見他對這些流傳於民間之音樂極為重視。
六、真知卓見 與民同樂
西元一九三四年，台灣新文藝作家們決定要成立所謂的「台灣文藝聯盟」，經過半年的計畫與籌備，終於創辦了「台灣文藝」月刊雜誌。該雜誌曾邀請當代美術、音樂、戲劇、書法等著名藝術工作者舉行一場「文聯主辦綜合藝術座談會」。西元一九三六年三月，鄧雨賢以音樂家的身份參加該座談會，會中，他對未來創作台語歌謠的走向提出了個人深切之感想與檢討：
「……站在藝術家的立場，對今日台灣社會有什麼抱負或要求？關於這一點，我是一位音樂工作者，知道的不多，只是每天不斷的努力研究，平常總覺得，不但是音樂家，我想，畫家、文學家也一樣，認為藝術只是他們這些研究者的獨佔品，是和大眾游離的東西，自己高高在上，有輕視一般大眾之嫌。……如果可能，藝術家應該和大眾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從而完成他本來的使命。幸而我和唱片公司有關係，有較多的機會去接近大眾；我能不客氣的說：現在的台灣藝術已經成為一部份白領階級的娛樂機關，實在需要改進和大眾一同鑑賞藝術的態度。」
面對西方外來文化不斷湧進台灣並造成不小之衝擊，如何使台灣鄉土文化能更加落實，鄧雨賢更從其音樂角度提出其個人之見解：
「這是一個過份崇信西洋文物的時代，當然西洋文物有不少可以攝取的地方。但西洋音樂也有腐敗的地方，所以不一定非西樂不可。台灣音樂水準較低，一開始就只推行西樂的話，大眾不容易理解，結果會使音樂和大眾分離。所以就原有的台灣音樂（例如歌仔戲、有非藝術性的俗惡地方不少）改作Melody，或改善歌詞。我是說應該從這種地方著手。本人在四、五年前就開始研究這些問題，很可惜尚未有傑出作品出現……」。
此外，鄧雨賢又肯定流行唱片之價值，表示道：「唱片具有廣受大眾愛好的先決條件，所以我想在這方面更加努力」。
在此次座談會中，鄧雨賢不僅提出許多他個人對當前流行音樂的看法與論點，同時也開始更加努力地實踐其對音樂的理想，他更加積極致力於採集整理〈艋舺新背調〉、〈番婆調〉、〈七家調〉、〈客人調〉、〈新雪梅思君〉等歌謠，但很可惜的是，雖然鄧雨賢憑一己之力企圖採集並充實台灣之音樂版圖，但仍抵抗不了現實政治的高壓迫害，以致於不得不依循所謂日本政府之「政令」而從事創作。
七、時局歌曲 鬱卒創作
西元一九三七年，日本正式發動七七事變，台灣總督府為配合日軍侵華活動，在台灣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而當時皇民奉公會的外圍組織－－「台灣演劇協會」成立之後，便開始大規模強制推行「新台灣音樂」，規定台灣的曲調需一律套用日語歌詞才能演唱，此舉無異完全扼殺了當時流行歌曲作家原本創作之自由，也使鄧雨賢對大眾音樂懷抱之期待與希望頓時落空。
當日本軍閥陷於戰爭泥沼之時，因已缺乏兵源，又缺少勞動力，於是來台不斷強徵台灣男子充當軍夫、志願兵；於是台灣本土年輕人不是被徵調到軍事工地，從事無報酬勞動的「勤勞奉仕」，便是強迫送往戰爭之前線打仗，為日本人賣命。而日本統治當局為了加強戰時體制，積極鼓勵台灣百姓從軍參戰，而為了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之偉大使命，需要製作一些宣傳歌曲以激勵士氣，因此他們首先利用鄧雨賢的〈望春風〉改填上日語歌詞，成了〈大地在召喚〉，之後又利用當時早已膾炙人口〈月夜愁〉、〈雨夜花〉之曲調，改填上其他歌詞，成了所謂的「時局歌曲」，於是〈月夜愁〉變成〈軍夫之妻〉；〈雨夜花〉則成了〈名譽的軍夫〉，此二者都是由日本人粟原白也進行歌詞之更改。
日本當局知道即使刻意創作時局歌曲，短時間造成台灣人傳唱的效果未必能彰顯可見，所以決定利用現成台灣人民所樂於傳唱的旋律，因為如此做效果是可以預期的，因此，鄧雨賢那些原本是緩慢愁怨的悠悠旋律竟被強自變成了慷慨激昂的軍用進行曲，日本人甚至強迫教唱，企圖使每個台灣人民在短時間內皆能朗朗上口，傳唱不已。是故，鄧雨賢那些優美的作品遭到污染，雖深感心痛，亦是無可奈何。
甚至鄧雨賢還必須在日本政府鼓吹皇民化運動聲中，積極配合，於西元一九四二年時改名為「東田曉雨」，另外再以「唐崎夜雨」為筆名，為日本人譜寫一些填寫日文歌詞的時局歌曲，如：〈鄉土部隊之勇士〉。而戰時風行一時的〈日昇鼓浪嶼〉，也是鄧雨賢的「應時」之作，此曲由廣播電台文藝部的日本人中山侑作詞，但當時哥倫比亞支付給鄧雨賢之作曲費僅僅為伍拾圓，而支付給中山侑的作詞費卻高達二百元，兩者待遇之懸殊，令人深感不平而徒嘆無奈。
八、重拾教鞭 英年早逝
 台語流行歌曲在皇民化運動的打壓下，漸漸沈寂，西元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鄧雨賢正式徹底辭去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職務。而當時因戰爭趨於熾烈，盟軍之軍機不時會對台灣進行轟炸，鄧雨賢一家為躲避頻仍之空襲迫害，舉家遷離台北，而移居於新竹芎林庄一個靠山臨溪的偏僻山村，並和妻子鍾有妹一同任教於芎林公學校。當時夫妻兩人的薪水（鄧雨賢月俸四十七圓、鍾有妹月俸二十三圓）合起來還不如他在哥倫比亞公司一個月一百元的薪水，生活可說是十分清苦。
重拾教鞭的鄧雨賢，雖然是從繁華的都市搬到窮鄉僻壤，但是他對教書一職十分認真盡責，每年都獲得「事物格外認真獎賞」。但物質缺乏，一切簡陋的鄉間生活，並不能澆熄他對音樂的熱愛與執著，他仍然憧憬未來的藝術生命，時時不忘創作。
 中日戰事趨於白熱化時期，鄧雨賢原本便已不甚強健的身體，健康狀況也每下愈況，加上戰時物質嚴重缺乏，藥品奇缺，鄧雨賢最終竟未能挨過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後一年，就在西元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不幸因肺病與心臟之併發症，病逝於竹東，遺下妻子、三個男孩和一位遺腹子，享年僅僅三十九歲，與西洋音樂大師孟德爾松•福斯特同壽。
九、人生有限 藝術永恆
鄧雨賢不僅作曲之創作才華卓越，於鋼琴、小提琴、吉他、曼陀林等西洋樂器上的造詣更是可圈可點、令人讚嘆，而他用以譜寫旋律的工具也多是利用這些西洋樂器，因此可說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鄧雨賢在創作上的卓越才華雖驚人，但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他的作品總能在巧妙運用西方音樂理論及技術之餘，又帶有誠摯而樸素的台灣民謠風味，此種中西融合的特有情味，最為後人讚頌不已。
鄧雨賢發表的作品，曾灌錄唱片發行的大多是在西元一九三三年至西元一九三九年間的創作，其創作曲之數量雖尚未能與西洋音樂大師等量齊觀，但在短短八年創作時間中所遺留的作品還算豐富，約有五十餘首之多。而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像〈望春風〉、〈月夜愁〉、〈雨夜花〉、〈四季紅〉、〈春宵吟〉、〈碎心花〉、〈一個紅蛋〉、〈滿面春風〉、〈對花〉、〈想欲彈同調〉等，經過時間的歷練，早已經由當時「流行性」的歌曲蛻變為台灣具有「時代性」的歌謠，而且餘音裊裊，成為每一個台灣人的共同記憶。鄧雨賢的名字已經是歌詠鄉土音樂一位永垂不朽的藝術家；鄧雨賢更以客家子弟之身份，為閩南語歌曲譜下了許多世代傳唱的作品，實在可說是一令人意外之異數。
 之後曾有客籍晚輩為了彰顯鄧雨賢在台灣歌謠史上的地位，遂於西元一九七○年左右，發起由新竹中學數位同學集體創作，將〈望春風〉填上客語歌詞，並改名為〈想起戀妹實在難〉。西元一九九一年，朱真一亦將〈雨夜花〉改填上〈養女苦〉的客語歌詞。同樣身為作家兼鄧雨賢之晚輩同鄉的鍾肇政對鄧雨賢曾有以下讚譽：
「……它們那種優美、動人，且又純粹本土味的風格，太切合台灣人民的需要吧！廣播、電視裏，幾乎無日無之，島上每個地方無一處不可聞。可以說，它們已經成了不折不扣的台灣人的心靈之曲子，或許它們原先只是流行歌曲，然而這也無損於它們在島上全體居民心中的地位，藝術確乎是永恆的，吾人在鄧氏歌曲上領略到此言的真實意義！」
西元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鄧雨賢的半身紀念銅像被正式安置於今日桃園縣龍潭鄉波光粼粼的龍潭埤畔，並由名作家鍾肇政及龍潭鄉長游日正共同主持揭幕儀式。這座銅像是第一位台灣本土音樂家的紀念銅像，台語流行歌謠創作者鄧雨賢的一生，或者真可說是「人生有限，藝術永恆」之最佳寫照。
（2001/06 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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