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尋找中國人表達情緒的方式和形式……電影能像戲曲那樣，長久而有效地影響，傳達好的價值體系。至於現階段，我只是引導觀眾進入一種情緒，希望他能自己湧現 對自己或對人生的看法，由銀幕上反射的轉為思考人生的態度。 ----- 侯孝賢 -------

八十年代的台灣新電影有意識地建立嚴肅的電影文化；其中，侯孝賢的電影作品稱得上是台灣社會的文化資產，深刻地反映台灣五十年來的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變遷。侯孝賢，台灣新電影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多次世界影評人共同選出來最重要的世界導演之一。對於西方的評論界而言，侯孝賢獨樹一格的美學風格，混雜了東方式的內省與凝練；以及對台灣的評論界而言，侯孝賢不止是帶領了一個世代的創作者離開老舊通俗劇的窠臼，而且他不斷地對台灣過去的歷史挖掘和反省，更為年輕一代觀眾提供認識台灣過去和現在的機會。由於他的努力（包括作品及言論），台灣電影終於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晉升入「藝術」的範疇，並且在世界影壇奪得一席之地。

童年往事是導演侯孝賢自傳性色彩極為濃厚的一部電影。片中的人物和行為讓我們看到台灣自1949年以來的變化，由老一代的根深蒂固鄉愁（祖母蹣跚地尋找回大陸的路），中一代的抑鬱與絕望（父母本將台灣當成過渡，連傢俱都只買適於拋棄的籐製品），乃至下一代的親炙土地與台灣意識成長（與本省青年的融合，或教室學童的「反攻大陸」玩笑），清清楚楚呈現世代變遷中的政治意識變化。上一代的鄉愁與大陸情懷，隨著時代凋零。

影片始於阿孝一段沈郁的自白﹐細數那段一家人自大陸遷台後的童年記憶﹔從梅縣到台灣鳳山，靜謐的固定鏡頭，拍著他幼時的家，和家的中心─父親。這段成長情懷經歷父、母及祖母分別過世的階段﹐除了對不同階段的阿孝造成關鍵性影響﹐也將整個故事畫分成几個重要年代。

國小時期的阿孝有著玩紙牌、打陀螺、與偷摘路邊芭樂的日子﹐陪祖母走過回大陸的路﹐或者全家吃著甘蔗聽著米格機被擊落的廣播﹔然而﹐父親過世時全家几近崩潰（尤其是母親）的經驗﹐為平實的童年生活畫下一個深刻的句點。升上中學後的日子﹐有著青澀卻叛逆的基調。混幫派、泡馬子、打撞球、因副總統陳誠大斂與老兵起沖突等﹐無不展現青春期的血氣與純情﹔大姊北上結婚、大哥阿忠也離家念師專﹐母親從發現喉癌到過世的日子﹐讓阿孝有機會負起打理家務的重任。而從母親過世時的啜泣﹐到因祖母不知何時死於塌塌米上﹐充滿深深愧疚的旁白﹐我們看到自我與大環境對話後的成長。

《童》片雖是侯孝賢從七、八歲到高中左右的成長記憶切片，但是如果嚴格分析起來，這部電影就是由三場死亡的儀式，對比於阿孝咕的成長；除了每次的死亡對阿孝咕的影響在電影中被詮釋之外，其實侯孝賢本人對生命的體悟與超脫，也隨著這三場死亡的處理，越見其坦然而大度：從父親死亡以長鏡頭拍攝臨終與守靈時全家人的傷痛，尤其是母親；到處理母親死亡時的肅穆，最後老奶奶的死亡，已變成僅有旁白的自述。不是他變得無情了，而是等到長大後來拍這段故事的侯孝賢，用鏡頭表達了他經歷這三段人生中最親的人的過世，不止有表面上的成長，更逐漸的有對人生新的頓悟領會。

的確，當導演拍起自己的內心記憶時，總是特別刻骨銘心；就如同吳念真拍的《多桑》雖然有點無法節制造成的拖沓，但是父子親情的細膩處，還是賺人熱淚。《童》片是侯孝賢生命成長的記憶，但是被他拍到某些部份對生命的觀察與體驗，卻是每個人都能有所共鳴的相同感應。